除了人们对新冠病毒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的诸多关注，疫情下塑造生活的另一个因素可能同样重要：人们为应对这种疾病而作出的改变。
我们思考、行为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是故意的，但有许多是无意识的；一些是暂时的，而另一些可能是永久性的——已经开始定义我们的新常态。这场危机可能没有什么先例，但是当陷入长期的孤立和危险之中时，人们和社区在行为上是有一定模式的。
“那是第一个冬天，你意识到这将持续下去，这就是你的生活，”韦利博尔·博若维奇(Velibor Bozovic)回忆起1990年代波斯尼亚城市萨拉热窝被包围、生活陷入停顿时。“然后你就继续活着。就像人们眼下在适应的这种情况一样。”
他说，在近四年的围困中，人们的社区意识、记忆甚至时间都在改变。现在，博若维奇和其他幸存者已经在缓缓蔓延的疫情中感触到那个时代的回声，除非有奇迹出现，预计疫情会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
对疫情和围困的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新冠病毒越来越多的了解，暗示出未来几个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专注能力、与他人相处的舒适感，甚至对未来几天计划的思考能力都可能减弱——从而带来持久的后果。但是，在我们普遍面临危险的时期，也可能会感到生存本能的牵动被激活：渴望通过邻里之间的互相关照来应对糟糕的情况。
“我们的适应能力令人难以置信，”现任蒙特利尔摄影系教授的博若维奇说。“不管情况有多严重，你都会适应。你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生活下去。”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要通过疫苗或通过全球战略协调的封城运动来遏制这种病毒，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在那以前，日常生活的定义可能取决于应对疫情的努力。没有通用公式。但是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往往遵循一种模式。
大型聚会可能仍然极少发生。前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牵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聚会的人数应限制在50人以内。许多婚礼、体育赛事或音乐会将无法举办。公共交通通勤难以全面恢复。许多购物中心、体育馆、餐馆、酒吧和宗教场所可能完全或部分关闭。许多办公室和工厂也会如此。
旅行可能仍将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在已经控制住疫情的社会寻求防止新一轮疫情爆发的情况下。 限制措施可能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放松，这要么是因为当地病例数下降，要么是出于政治或经济压力。但是，只要病毒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持续存在，新的局部暴发和恢复封锁的威胁就会依然存在。
由于政府官员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因此，决定哪些行为值得冒险的日常负担大部分将落在普通民众身上。例如，即使官员准许商店重新营业，如果员工和顾客认为这样做太不安全，他们也不会返回。
当我们无法控制，甚至无法理解的力量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时，规则和规范可能会迅速改变。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的心理学家沈江（Sim Kang，音）说，“人们对日常活动、常态感、自由感、面对面的交往等等失去控制”构成了2003年非典期间人们的大部分经历。对非典、埃博拉病毒和猪流感疫情的研究都记录到焦虑、抑郁和愤怒的普遍激增趋势。但是他们也发现，专注于恢复自主感和控制感的行为也有所增加：人们报告说自己在改变饮食或卫生习惯，或开始阅读更多新闻。
普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研究战争影响的心理学家卢卡·卢契奇(Luka Lucic)说：“在长期、彻底的变化时期，人们最终会发生变化。”例如，他对萨拉热窝围困幸存者的研究发现，许多人对空间的意识超强，这是一种终生伴随他们的技能，用于逃避子弹或炸弹。在遭受非典和MERS疫情打击的社会里，戴口罩至今仍然很普遍，即使是普通感冒。
在新冠病毒疫情得到控制后，对陌生人或大群人的厌恶，以及他们可能构成的感染威胁，可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多年。萨拉热窝的幸存者博若维奇回忆起一种更深层次变化的象征：当年他家附近的一条街道经常成为狙击手的目标。他在战争期间总是避开那里，令他吃惊的是，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他依然会避开那里。
“我觉得我有几个月没有走上那条街，”他说。“那些徘徊和迟疑。我觉得到了现在还是一样的。”他还说，更深层次的变化虽然很难预测，但其中一个变化似乎显而易见：“我认为这将深刻改变我们与他人的身体互动方式。”
在大范围的危机期间，最大的心理转变可能是所谓的“亲社会行为”——拜访邻居，照顾有需要的人，为朋友做饭。早期的人类被困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当他们以通常几百人一组的规模合作时，就会兴旺起来。现在，我们再次被大自然包围，被孤立在小小的社区里，我们的生存本能又重新出现了。
沈江说，在非典期间，人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互相照顾。现在他们再一次这样做，即使是在以资本主义奋斗和竞争著称的新加坡。他还说，这些思维上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下的利他主义，还反映了令人们得以战胜危机的更深层情感成长。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社会如何应对冲突的政治学家迪帕里·穆霍帕迪耶(Dipali Mukhopadhyay)说，“人们在危机中创造团结的所有不同方式都会被激活。”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长期遭围困的达拉雅郊区，穆霍帕迪耶发现，这里的慈善网络和相互支持比许多和平时期的社会更加强大。
现在，她说，她看到类似的行为正在纽约形成，在这里，就像其他遭受打击的城市一样，社区正在围绕当地的支持团体进行重组，因为人们本能地倾向于考虑身边最近的群体。
沈博士说，在疫情最初阶段，人们会在抵制新现实还是适应新现实之间左右为难。他们可能会折磨自己，试图保持常态，或者天天倒计时，盼着恢复正常的日子到来——就像现在很多人那样。
幸存者说，要想获得获得内心的解放，只有接受许多人认为在平静时期不可想象的事情：作为个体，你几乎无法控制那些颠覆你的生活，有时甚至是威胁你的生活的力量。
“这就是阿富汗人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穆霍帕迪耶说。“它假定你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会怎样。而昨天可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因此，她说，“人们活在当下。”
计划往往是暂时的、短期的。当危险消退时，人们会创造快乐的瞬间，因为他们知道平静可能不会持续太久。暴力和破坏仍然是痛苦的，但人们至少没有对正常状态或控制生活的期待，也就不会失望。痛苦是深刻的，但人们的适应能力也一样。
在未来几个月的疫情下，随着限制解除，人们可能会在几天或几周内就安排音乐会或婚礼等活动，因为他们知道，疫情随时都可能回来。旅行、商业机会，甚至人际关系都可能变得更加机会主义和短视。
“在我看来，这就是坚韧不拔的含义，”穆霍帕迪耶说。“这是为了适应和习惯，而不是抵抗苦难。我认为这就是在相持阶段挺过困难的方式。”研究人员发现，在以往的危机中，最深的创伤只有在结束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我们从战争和创伤中得知，当你在打仗的时候，创伤可以被很好地控制住，但问题会在随后出现，”伦敦心理学家史蒂芬·布卢门撒尔(Stephen Blumenthal)说。在那之前，它可能还会以其他方式出现。
幸存者可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发现自己更加易怒和容易恐慌。失眠和药物滥用可能会增加。2006年，博若维奇突然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此时距离围城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他说，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故事。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接受这一点，”他说。“我不知道这些焦虑会如何转化，但它们会一直存在。”这是对幸存者的普遍预测。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回到许多活动中去。但一年或更长时间对身体接触的恐惧，可能会改变一些基本的东西。
“这种焦虑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将深刻地改变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互动方式，”博若维奇说。“也许是永远。”
转自纽约时报，原文链接